世间众人，都在为钱奔波。为了孩子的学费，为了家里的开销，这位母亲踏入了陌生的家政行业。一年到头，她都在雇主家忙碌，唯有过年时才能回到属于自己的小家里。

　　凌晨五点，我艰难地从床上爬起来，简单洗漱过后，便裹上羽绒服一头扎进了黑暗。今天我要送母亲去北京西站。

　　冬天的北京，天亮得很晚，路灯的光透过清冷的雾，营造出一种朦胧的氛围感，树上装饰着五色的小彩灯和大红的灯笼，又使空气中增添了几分节日的喜气。已是腊月二十八，路上几乎没人，餐饮店大多关门，偶尔有一两辆车经过，也不会鸣笛。与昔日熙熙攘攘的景象不同，疫情放开后的第一个新年，北京又成了一座空城。

　　母亲早已在公交站等我了，甚至出门前还顺手带走了雇主家里的一大袋垃圾。她的脚边放着一个行李箱，行李箱上躺着一个黑色背包，包里塞得满满当当，里面的东西几乎要被吐出来，书包带和拉链处用粗线密密麻麻地重新缝过。这是弟弟淘汰下来的书包，被母亲捡来接着用了。

　　“你过年回家吗？”母亲先开口问道，顺手将头发向后拢，扎眼的白色一下子跃了出来。

　　“我不打算回，好不容易休息几天，我想……”我含糊不清地回答。我不明白她为什么非要回去。

　　父亲嗜酒成性，没有正经工作，在与他的婚姻里，母亲几乎练就了一身忍耐的本领，这也与她的保姆职业所需要的“忍”不谋而合。在我看来，一个家庭里，当男人不负责任时，女人就被迫承担起家庭的重任来。

　　村子里没多少女人外出打工，大多在家里种地和照顾孩子。而我的母亲，从我高二起便外出打工了。在外卖还未流行的年代，她就蹬着三轮车沿着二环送餐，后来去北海公园里的庆丰包子铺包包子，再后来从事家政行业，照顾小孩或者伺候老人，算起来已经有七八年的时间了。

　　在包子铺时，虽说每月休息四天，工资可以按时发放，但四千块的工资总是紧紧巴巴的。如果赶上冬季，公园里游客完美电竞少，来吃饭的就更少了，工资便会缩水。那时候，眼看我就要读大学，用钱的地方将会更多，母亲开始留意换其他的工作。偶然一次机会，她听到店里王会计说，自己家的阿姨（即保姆）每月都有六千块的工资，便动了去做保姆的心思。

　　保姆其实是个统称，根据不同家庭的需要，保姆也有分工：有专职月嫂，只照顾月子里的妈妈和新生儿，要求的技能较高，工资也高；有照顾小婴儿的，一般是从几个月开始带，帮新手妈妈分担；有带大婴儿的，这时候保姆不光负责饮食，还有陪玩、启蒙的需要；有负责做饭的，有打扫卫生的，也有护工，照顾那些有自理能力或者不能自理的老人。

　　在北京做保姆可不是一件简单的事，很多家庭在招聘时都看重“证”。而这些证书，是需要在家政公司报名学习，通过培训、考核才能获得的。

　　大一结束，我来北京投奔母亲，在包子铺打暑假工。暑假工是按天计工资，所以我几乎没有休息，而母亲则开始为保姆工作付诸行动。她利用休息日，往返通州的一家家政公司学习。

　　母亲身上不仅有农村女人的吃苦耐劳，还聪明好学。我看过母亲的笔记本，每一篇都有密密麻麻的字迹，大多记录着月子餐的营养搭配，小儿推拿、洗澡的手法和步骤，宝宝辅食的做法之类的。

　　她拿出了上学时的努力和认真，顺利通过了家政公司的考试，并获得了公司颁发的“初级家政师证”。在后来的职业生涯中，母亲又陆续考了四五个“证” , 被她仔仔细细地收着。在她看来，每一份证书都有用途，每一份证书都是对她能力的认可。

　　有了“证”的加持，母亲果断辞去了包子铺的工作，搬到家政公司的宿舍去住，等待第一份工作。我去过她们的宿舍，与大学宿舍差不多，有四人间、六人间和八人间，也有大通铺，价位几十元不等。每个床板上的东西都很单薄，好像随时都能拎包走人。

　　刚开始时，母亲没有做保姆的工作经验，只应聘到一份打扫卫生的工作。雇主是一位全职太太，有三个孩子，大女儿已经读小学，还有一对双胞胎。母亲说，那天参与面试的有五个阿姨，轮番交谈过后，雇主相中了母亲，但却悄悄告诉她不想通过家政公司来签合同。女人让母亲到楼下等她，在她的宝马轿车里，两人口头达成了雇佣协议。

　　这位雇主家里已有一个做饭的阿姨，母亲是来专门打扫卫生的。那时，她天不亮就得起床工作，二百多平的房子，每天需要拖两遍地板，湿拖布一遍，干拖布一遍，柜子擦得干干净净。女主人起床后，会拿着纸巾仔细擦拭检查，母亲则小心翼翼地站在一旁，准备随时返工。

　　女主人也会流露出善良的一面，比如收拾出一些不用的衣物送给母亲。这些衣物虽是旧的，但衣料上乘，很多都是我没见过的款式。母亲不要，她便硬塞，母亲不好驳了她的面子，只好收下。

　　这些衣服大多都穿在了我的身上，母亲是不穿的，她说年龄不合适。有一件黑色毛衣我印象最为深刻，袖口是用红线扎了两圈，胸前有一棵圣诞树，并用银色的亮线扎着，不仅保暖，单穿也很漂亮，我一直穿到大学毕业。

　　在每个家庭里，保姆都是尴尬的存在，不仅需要忍耐雇主的挑剔完美电竞，还需要察言观色，了解每位家庭成员的喜好，在他们有矛盾时，适时调和。

　　这个家庭里，男主人在一家国企上班，女主人是成人教育培训机构的领导，平时下班稍晚，有了二胎后，更是分身乏术，便招聘了母亲去帮忙带二胎。同时需要一个人接送大女儿上下学，所以她的婆婆也被接来了。

　　因为工作的需要，儿媳经常熬夜，她希望母亲晚上提前用电饭煲预约煮饭，这样早上就不会打扰到她。婆婆则认为使用电饭煲的预约功能会浪费电，便让母亲早些起床煮饭。母亲尽管已经很小声了，但厨房不可避免地发出乒乒乓乓的声音，还是会惹得儿媳不悦。母亲夹在中间两头为难，只能小心行事，尽量两头都不得罪。

　　这家的儿媳和婆婆从不在一个桌子吃饭，所以母亲平时做菜都是一式两份，一份端上餐桌，一份给婆婆端进卧室。这天，母亲做了两盘韭菜炒鸡蛋。儿媳回来晚，没注意到她的那份已经上桌，径直去厨房端了那份留给婆婆的。婆婆见状立马变了脸色，赌气不吃饭。儿子看妈不吃饭，也着了急，将矛头指向了自己的老婆。这饭是吃不成了，一场家庭之战因为一盘韭菜炒鸡蛋一触即发。

　　母亲打着圆场，赶紧哄着儿媳去了卧室，将饭菜端到她面前，劝她说：“累了一天了完美电竞，晚上还要陪小孩，不吃饭哪行呢？身体是自己的！”母亲的柔声细语让这个都市女人破了防，一股脑儿将这么多年的委屈向母亲倾诉，家庭的琐碎，工作的辛苦，婆婆的针锋相对，尤其是丈夫的不理解，常常让她寒心。

　　与其说母亲是在安慰她，不如说是在开导自己。她与父亲的婚姻又何尝不是呢？在他们鸡飞狗跳的生活里，奶奶从未帮母亲说过一句话。

　　辞职后，母亲在我合租的房子里住了半个月。我劝她趁此好好休息几天，她不听，说：“哪敢啊，耽误一天，一天就没钱。”我知道，家里刚修的房子还有一些欠款，弟弟要上大学也需要钱。

　　母亲每天都盯着手机上的招工信息，遇到心仪的客户就与家政公司联系，不放过每一个工作机会。电话里，她积极且热络地推销着自己，与早年的含蓄内敛截然不同。

　　虽然每次面试她都饱含着希望，结果却不尽如人意。以她的年龄，在育儿保姆的市场里，早已不占优势，多数家庭都希望招聘年轻一些的阿姨。

　　有一次，我发现她在直播间里下单了几块钱一桶的洗发水，便质问她：“这样的洗发水能用吗？会有致癌物的！”

　　直播带货兴起后，母亲时不时从网上买一些“三无”产品，洗衣液、牙膏、卫生纸……家里囤了一大堆，不是不好用，就是有异味。心存侥幸买到便宜货时，往往上了大当。

　　这次小摩擦后，母亲加快了找工作的步伐，她将目标朝向了照顾老人的护工岗位。这天，她兴奋地告诉我，她应聘到了医院的护工。我详细问后才得知，其实就职的是一家外包公司，在医院里照顾病人。

　　这些病人多数是行动不便的老年人，遇到热心的家庭，会给母亲包饭，但多数时间，母亲需要自己付费吃医院的盒饭。通常情况下，待母亲忙完后，盒饭早凉了。秋冬时节，北京疫情严重，为防范风险，护工不能出医院，母亲拜托我帮她买一些冲调饮品。

　　她说不是，只是饭经常冷掉了，想喝点热乎的。我的母亲，竟然吃了很长时间的冷饭！

　　我隔着医院的小门给她送东西时，看到厚厚的防护服包裹着母亲小小的身躯，前几月刚染的头发有些泛白，眼窝凹陷，脸庞瘦削。母亲从未提过期间的辛苦，但我判断出，这份工作比住家保姆更累人。我突然为之前训斥她直播买货而羞愧，如果没有那次摩擦，也许她会找到一份称心的住家保姆的工作。

　　我终究没有抵过“回家过年”的召唤，年三十一大早便往回赶，趁着夜幕降临前和一家人团圆。母亲很高兴，她似乎忘了一年的辛劳，忘了与父亲曾经的争吵，忙着打扫卫生，装饰客厅，张罗年夜饭，样样干净利索。父亲在一旁知趣地帮忙，大家都在粉饰太平，好似我们从来都是欢乐的一家人。

　　年一过，我便启程回京，母亲则留在家中，她想在弟弟开学前，再多照顾他一段时间。这是她为数不多与儿子相处的时光，母亲开始外出打工时，弟弟只有十岁。

　　出了正月，母亲来了。一双眼睛依旧质朴，重新染过的头发乌黑发亮，掩盖了她的实际年龄，但她已经五十岁了。

　　很快，母亲便应聘到一份照顾老人的工作。面试的时候，当对方得知母亲的两个孩子，一个读研，一个读大学时，露出了惊讶的表情。老人是一名教授，也许他更能了解农村妇女供两个孩子读书的不易，加上母亲有医院当过护工的经历，当即拍板定了母亲。

　　傍晚时分，我将母亲送到地铁站。路边的迎春花开了，鲜艳的黄色在一堆枯枝中格外显眼，新的一年开始了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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